第66章 往者不可諫
李晓琳听到这句话，有触动，但不多。
她今年三十好几了，1968年，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毕业后，直到今年重回魔都进行编辑工作，她经歷太多了。
政治敏感度是她不会放鬆的弦，而同样因为不去靠近这些，所以她对目前风向了解也没刘峰具体。
思虑片刻，直接了当地说道。
“刘峰同志，魔都是不是新文化先锋，远不是我或者我们一个编辑部能决定的，更不靠某一篇稿子来证明。”
“《收穫》是否採用一篇作品，唯一的依据是它自身的文学价值、现实分量，以及……各方麵条件的成熟度。这需要编辑部集体慎重评议。”
她將桌上的稿件和资料轻轻拢在一起。
“你的稿子和这些材料，我们会儘快进入流程，组织力量仔细审读，这需要时间。”
刘峰点了点头，神色间没有意外。
“我这段时间因厂里任务，会留在魔都，就在上美厂那边。”
“编辑部有任何需要沟通的，隨时可以打电话找我。”
他站起身，微微頷首。
“李编辑，辛苦了。”
他没有再多说一句，而是从始至终保持了作为退伍军人的作风，转身走出了办公室。
很显然，刘峰是故意为之，他本性並不如此，只是他需要给《收穫》的编辑部展示这个形象。
让他们能更多考虑这就是一个退伍兵的根据经歷写的小说，而不是別有用心，要掀起什么风暴的文章。
刘峰並不想演戏，但比起让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刊发，掀起广泛阅读討论，引起全国人民对於这些事件的关注，做一个变色龙太微不足道了。
毕竟，清楚之后几年歷史的他，是真的不想看到，英雄们流血又流泪。
能改变一点是一点。
他也明白，白驹过隙，逝者如斯，正值改开的大潮汹涌，只会写文章是没用的。
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。
刘峰很惭愧，所以他才做如此决定。
他也只能在社会舆论层面，为这些最可爱的人，做一点微小的工作了。
或许未来还可以著更完美的文，做更壮丽的事业。
但他必须先做好当下！
最起码，不辜负那个把自己推开的小战士！
...............
晚饭时分，李晓琳带著这份稿子，回到武康路113號的家中，客厅里的情景让她略感意外。
除了父亲和丈夫祝鸿声，还有两位客人。
作家茹志娟和她的女儿，此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王安亿。
1979年的上海文学界，正处在伤痕文学与歷史反思的激流中，但在这些之外，也有要回归文学本身的激烈大討论。
两派作家间的思想碰撞时有发生。
巴金作为旗帜，他的客厅常成为这种交流的文学沙龙。
此时，巴金靠在旧沙发上，茹志娟坐在一侧的藤椅里，正谈论著“说真话”与文学责任的尺度。
24岁的王安亿坐在母亲身边，安静聆听。
她今年发表的《谁是未来的中队长》已显出对现实的独特洞察，作为儿童文学代表，以上海弄堂为背景，展示了在不同生活场域下的孩子的生长方式。
丈夫祝鸿声是上影厂的文学编辑，此时他也是刚下班，但还是为大家添了茶。
李晓琳接过丈夫手里的水壶，打断了谈话，她將刘峰的稿件放在桌上，简要说明了情况。
听到“高山下的花环”和“前线现实”，茹志娟眉头微蹙，她是凭藉短篇小说《百合花》踏入文坛的。
这本短篇讲述的是小通讯员送文工团的女战士到前沿包扎所，和他们到包扎所后，向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借被子的小故事。
军旅题材出身的她，虽然知道题材敏感，但还是先拿起来看了看。
王安亿的身体微微前倾，凑到母亲身边。
而另一边，巴金听完，沉默片刻，问女儿。
“作者本人，是什么態度？”
“他问，您这里能不能讲这些真话。”
旁边的祝鸿声听了后，直接插话，语气务实。
“这题材太尖锐，他就和你说这么一句空话吗？”
李晓琳看著丈夫，知道他是关心自己，顿了会，还是说道。
“这个燕京来的文锋，我看过他填的资料了，他本人就是今年刚从前线退下来的。”
“他是典型的军人作风，沉默寡语，我们只说了几句话，而那些实在的，全在稿件后面的资料里了。”
眾人这才有点吃惊，而那边拿稿子的茹志娟，也翻出了后面的访谈內容，只看几眼便明白大致是真的。
访谈记录摘要。
关於攻坚（某步兵连战士）
“打山头？炮兵犁一遍，我们就冲，可有时候敌人钻洞子，炮炸不到。”
“就得靠人摸到洞口，手榴弹往里灌，可是衝上去，很多坡都滑啊，前几天雨下太多了，泡著脚打，路太难走了，我觉得就不该这样.......”
“这个你要是觉得不对就別写，我发发牢骚。”
关於伤亡与后事（某连队文书）
“我们连伤了十几个，牺牲五个。牺牲的通知和抚恤，是我帮著写的。”
“家里人来，誒，这没什么好讲的......无非是......(这段按其要求刪除)
“总之，有的地方条件好，慰问多，有的地方穷，抚恤金就是全家的指望。”
“有个烈士，家里就一个老母亲，路费都不够，连里凑钱给送回去的。”
关於“差別”（战士普遍反映）
“打仗时没想那么多，回来以后，听说有的，立功受奖快。”
“我们连里农村兵多，有的负伤了，回去还不知道工作咋安排嘞。”
“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……流血牺牲时大家都一样，可后来，好像又不那么一样。”
（记录者註：以上谈话多为私下交谈片段整理，涉及具体部队番號、人名及地点均已隱去。谈话者普遍要求不记录其姓名。）
房间里的眾人大约看完一些访谈內容后，外加附上了一些萧穗子拍摄的前线照片，全都陷入死寂般的沉默。
最终还是巴金起身，直言道。
“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敢说，还是不会说了？”
他看向祝鸿声，后者惭愧道。
“爸，不是不会，是没脸.....”
“那晓琳你呢，你怎么看？”
李晓琳站著说道。
“爸，我把这些一个不差地带回家，这就是我的態度和看法。”
闻言，巴金欣慰地笑了。
“是嘛，再怎么讲，这也只是写一个故事，去记录自己想写的嘛。”
“难道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，就可以尽情写，我们的伤痕，我们的痛。”
“就不允许人家在前线的战士们写吗？”
“那还谈什么思想解放？实事求是呢？”
说完他拿著这些稿件，说道。
“让人说话，天塌不下来。”
“都坐，一起看这个故事怎么样，都是老编辑了，我们联合审稿。”
她今年三十好几了，1968年，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毕业后，直到今年重回魔都进行编辑工作，她经歷太多了。
政治敏感度是她不会放鬆的弦，而同样因为不去靠近这些，所以她对目前风向了解也没刘峰具体。
思虑片刻，直接了当地说道。
“刘峰同志，魔都是不是新文化先锋，远不是我或者我们一个编辑部能决定的，更不靠某一篇稿子来证明。”
“《收穫》是否採用一篇作品，唯一的依据是它自身的文学价值、现实分量，以及……各方麵条件的成熟度。这需要编辑部集体慎重评议。”
她將桌上的稿件和资料轻轻拢在一起。
“你的稿子和这些材料，我们会儘快进入流程，组织力量仔细审读，这需要时间。”
刘峰点了点头，神色间没有意外。
“我这段时间因厂里任务，会留在魔都，就在上美厂那边。”
“编辑部有任何需要沟通的，隨时可以打电话找我。”
他站起身，微微頷首。
“李编辑，辛苦了。”
他没有再多说一句，而是从始至终保持了作为退伍军人的作风，转身走出了办公室。
很显然，刘峰是故意为之，他本性並不如此，只是他需要给《收穫》的编辑部展示这个形象。
让他们能更多考虑这就是一个退伍兵的根据经歷写的小说，而不是別有用心，要掀起什么风暴的文章。
刘峰並不想演戏，但比起让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刊发，掀起广泛阅读討论，引起全国人民对於这些事件的关注，做一个变色龙太微不足道了。
毕竟，清楚之后几年歷史的他，是真的不想看到，英雄们流血又流泪。
能改变一点是一点。
他也明白，白驹过隙，逝者如斯，正值改开的大潮汹涌，只会写文章是没用的。
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。
刘峰很惭愧，所以他才做如此决定。
他也只能在社会舆论层面，为这些最可爱的人，做一点微小的工作了。
或许未来还可以著更完美的文，做更壮丽的事业。
但他必须先做好当下！
最起码，不辜负那个把自己推开的小战士！
...............
晚饭时分，李晓琳带著这份稿子，回到武康路113號的家中，客厅里的情景让她略感意外。
除了父亲和丈夫祝鸿声，还有两位客人。
作家茹志娟和她的女儿，此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王安亿。
1979年的上海文学界，正处在伤痕文学与歷史反思的激流中，但在这些之外，也有要回归文学本身的激烈大討论。
两派作家间的思想碰撞时有发生。
巴金作为旗帜，他的客厅常成为这种交流的文学沙龙。
此时，巴金靠在旧沙发上，茹志娟坐在一侧的藤椅里，正谈论著“说真话”与文学责任的尺度。
24岁的王安亿坐在母亲身边，安静聆听。
她今年发表的《谁是未来的中队长》已显出对现实的独特洞察，作为儿童文学代表，以上海弄堂为背景，展示了在不同生活场域下的孩子的生长方式。
丈夫祝鸿声是上影厂的文学编辑，此时他也是刚下班，但还是为大家添了茶。
李晓琳接过丈夫手里的水壶，打断了谈话，她將刘峰的稿件放在桌上，简要说明了情况。
听到“高山下的花环”和“前线现实”，茹志娟眉头微蹙，她是凭藉短篇小说《百合花》踏入文坛的。
这本短篇讲述的是小通讯员送文工团的女战士到前沿包扎所，和他们到包扎所后，向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借被子的小故事。
军旅题材出身的她，虽然知道题材敏感，但还是先拿起来看了看。
王安亿的身体微微前倾，凑到母亲身边。
而另一边，巴金听完，沉默片刻，问女儿。
“作者本人，是什么態度？”
“他问，您这里能不能讲这些真话。”
旁边的祝鸿声听了后，直接插话，语气务实。
“这题材太尖锐，他就和你说这么一句空话吗？”
李晓琳看著丈夫，知道他是关心自己，顿了会，还是说道。
“这个燕京来的文锋，我看过他填的资料了，他本人就是今年刚从前线退下来的。”
“他是典型的军人作风，沉默寡语，我们只说了几句话，而那些实在的，全在稿件后面的资料里了。”
眾人这才有点吃惊，而那边拿稿子的茹志娟，也翻出了后面的访谈內容，只看几眼便明白大致是真的。
访谈记录摘要。
关於攻坚（某步兵连战士）
“打山头？炮兵犁一遍，我们就冲，可有时候敌人钻洞子，炮炸不到。”
“就得靠人摸到洞口，手榴弹往里灌，可是衝上去，很多坡都滑啊，前几天雨下太多了，泡著脚打，路太难走了，我觉得就不该这样.......”
“这个你要是觉得不对就別写，我发发牢骚。”
关於伤亡与后事（某连队文书）
“我们连伤了十几个，牺牲五个。牺牲的通知和抚恤，是我帮著写的。”
“家里人来，誒，这没什么好讲的......无非是......(这段按其要求刪除)
“总之，有的地方条件好，慰问多，有的地方穷，抚恤金就是全家的指望。”
“有个烈士，家里就一个老母亲，路费都不够，连里凑钱给送回去的。”
关於“差別”（战士普遍反映）
“打仗时没想那么多，回来以后，听说有的，立功受奖快。”
“我们连里农村兵多，有的负伤了，回去还不知道工作咋安排嘞。”
“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……流血牺牲时大家都一样，可后来，好像又不那么一样。”
（记录者註：以上谈话多为私下交谈片段整理，涉及具体部队番號、人名及地点均已隱去。谈话者普遍要求不记录其姓名。）
房间里的眾人大约看完一些访谈內容后，外加附上了一些萧穗子拍摄的前线照片，全都陷入死寂般的沉默。
最终还是巴金起身，直言道。
“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敢说，还是不会说了？”
他看向祝鸿声，后者惭愧道。
“爸，不是不会，是没脸.....”
“那晓琳你呢，你怎么看？”
李晓琳站著说道。
“爸，我把这些一个不差地带回家，这就是我的態度和看法。”
闻言，巴金欣慰地笑了。
“是嘛，再怎么讲，这也只是写一个故事，去记录自己想写的嘛。”
“难道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，就可以尽情写，我们的伤痕，我们的痛。”
“就不允许人家在前线的战士们写吗？”
“那还谈什么思想解放？实事求是呢？”
说完他拿著这些稿件，说道。
“让人说话，天塌不下来。”
“都坐，一起看这个故事怎么样，都是老编辑了，我们联合审稿。”